秋意浓浓，寒气逼近，汽车行业的寒意也并未消退。9月，汽车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达到58.6％，仍然位于警戒线以上。汽车行业何时回暖、如何刺激汽车消费，已经成为业内热议的话题之一。近日，国务院对外印发了《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后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推进方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《方案》提出，保持增值税“五五分享”比例稳定，调整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分担机制，后移消费税征收环节并稳步下划地方三项改革措施。《方案》一经发布，有行业人士表示：以改善央地财政关系为目的的第三次税制改革，将使汽车销售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增收项目，继而有望推动地方政府解除限行限购政策。

    汽车行业或成最大受益者

　　在《方案》提出的三项措施中，前两项改革措施是增值税改革的延续，第三项关于消费税的改革成为汽车业比较关注的部分。记者注意到，消费税改革涉及到的一个重要方面是：将部分在生产（进口）环节征收的现行消费税品目逐步后移至批发或零售环节征收。并且提出，先对高档手表、贵重首饰和珠宝玉石等条件成熟的品目实施改革。

　　目前，我国对15类商品征收消费税，包括烟、成品油、小汽车、酒、贵重首饰珠宝、摩托车、高档手表、高尔夫球和球具、游艇、高档化妆品、木制一次性筷子、实木地板、鞭炮烟火、电池、涂料。不过，包括汽车在内的烟、油、酒四类商品贡献了近99％的税额。目前来看，实施消费税改革的商品范围还比较小，并且未明确提及汽车行业。即便如此，《方案》发布后依然引发了市场对汽车板块的想象。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数据，2018年，汽车工业受政策因素和宏观经济的影响，产销量低于年初预期，全年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2780.9万辆和2808.1万辆。今年前9个月，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1814.9万辆和1837.1万辆，比上年同期分别下降11.4％和10.3％。“《方案》的推出对于汽车行业是一个利好消息，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汽车消费产生影响。”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。

　　不过，在汽车行业没有明确被列为第一批实施范围的情况下，要想产生较强的带动效应还需从长计议。“去年汽车行业大幅跳水，持续萧条损伤了制造业的基础，现在已经到了不得不重视的地步。”汽车行业分析师李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要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问题，还需要持续的税收结构改革，尤其是简政放权。”这也与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金公司”）的研究报告不谋而合：由于下游批发零售商数目远多于生产厂商，将征收环节后移会增加纳税人户数、提高税收征缴成本。预计消费税改革会是一个稳步推进的渐进过程，未来消费税改革范围可能逐步扩大，继而涉及到汽车行业。据崔东树透露，财政部已经做过相关咨询，是否会在汽车行业有所动作，还需要等地方政府的反馈。

　　有助消除地方保护

　　《方案》中关于消费税改革的另外一个重要看点是，稳步下划地方，拓展地方收入来源，增量部分原则上将归属地方所有。目前，中国汽车产业链的税种主要有消费税、增值税、购置税和车船税，其中消费税和购置税为国税，增值税为中央和地方共享税（国税75％、地税25％），仅有车船税为地税。此外，在消费税方面，摩托车根据排量征收3％或10％，乘用车根据排量征收1％～40％不等，中轻型商用客车征收5％，超豪华汽车（零售价在130万元以上）则需要在零售环节额外加征10％。

　　目前消费税在生产、进口环节征收，地方政府往往为了扩大税基而争抢产业项目，容易造成低效竞争。现行改革后，“后移征收环节”能够避免上述情况发生。众所周知，现在行业内氢燃料电池汽车项目和纯电动汽车项目比较火爆，有些地方政府跟风上马了不少热门项目，但在实际落地过程中，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。“未来税收环节后移，有助于改变地方政府对重视生产端而不重视消费端的现象。对于改变盲目扩建产能的现象将起到一定促进作用。”崔东树告诉记者，例如宝马i3在沈阳生产，消费税需要交给沈阳市，但此次税收制度改革即将改变这种情况。

　　“《方案》有利于拓展地方政府收入来源，增强地方政府应对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的能力，也有利于促进地方政府改善消费环境。下一步，财政部将兼顾消费税改革和立法，统筹推进相关工作。”财政部税政司一级巡视员徐国乔如此看待《方案》的推出。徐国乔表示，从短期来看，最直接的利好是地方政府扩大了税收来源，符合稳增长的目标。从长期来看，地方政府还需要调整思路，尽可能促进终端消费，营造更好的消费环境，如旅游开发、餐饮服务、夜间经济等，这和“扩大内需”的逻辑相一致。

　　中金公司分析报告提到，对于汽车行业来讲，消费税后移能够使车辆出厂价下调，经销商提车价下降，库存车资金占用减少，改善经销商营运资本，其中消费税率高的大排量进口车受到的影响尤为明显。另外，如果以“征管可控”作为前提，由于汽车流通体系是从车企到4S店再到终端消费者，链条比较短，且每款车均有建议零售价，税基清晰，因此从操作层面上来看，汽车行业后移消费税征税环节难度并不大，核心还是要协调好“稳步下划地方”的节奏。“这涉及到地方政府各方面的利益，需要重新平衡。国家需要重新划定税收，这些事情的推进都有难度。”崔东树说。

　　破除限行限购还需平衡利益

　　为了促进车市回暖，不少城市都放宽了汽车限购政策，如贵阳、广州、深圳等地，分别以取消摇号购车、增加普通车增量指标及新增额外指标等方式，刺激当地汽车消费。行业内甚至有不少声音表示，未来将会有更多“限购”城市会放宽汽车限购政策，甚至是全面取消限购。此前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、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，要促进消费更新升级，积极推动汽车、家电、电子消费品以旧换新。要破除汽车消费的限制，后续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要陆续跟进。

　　对于《方案》的实施，有行业人士表示，之前汽车销售环节，客户主要交的购置税是国税，不留给地方，4S店汽车销售也不给地方税收作贡献。虽然汽车消费税向生产企业征收，但只有汽车企业的地方政府才会受益。今后，汽车经销商和消费者也要缴纳消费税，并且全部交给地方，这对于各地政府都是重大利好，因而地方政府有可能更倾向于取消限行限购，继而出台促进汽车消费的政策。

　　由于汽车行业在生产环节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——纳税能力强，在使用环节具有显著的负外部性——需要修桥修路、造成空气污染。因此释放车市潜能的时候，需要提高对于汽车保有量的社会承载力，解决堵车、停车难等问题，就需要将生产环节的正外部性后移到使用环节中。中金研究表明，增量部分归属地方，有利于破除部分城市的限行限购政策，有利于在现有的公共基础设施边界条件下提高汽车保有量。如果地方政府能够从新增的汽车销量中获得更多的税收，地方政府将利用新增税收改善基础设施，改善用车环境，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实施限行限购。崔东树也表明了同样的观点，他表示：“地方政府因一定利益的推动，对汽车消费鼓励的态度会越来越清晰，可能会推动机动车限行限购政策的放宽和解除。不过，车辆越多污染越严重，地方政府的责任就越大。地方政府需要理顺消费逻辑，让促进汽车消费与其得到的利益相匹配。”

　　“放开限行限购和刺激汽车消费完全可以并行，要从多个维度和角度看待问题。”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顾问杜芳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，“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，决定市场走向的最大因素是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，而不是刺激消费。现在要推动二三四线城市，甚至是农村地区的汽车消费。中国汽车消费市场很大，要根据不同城市的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策略。”